國企、民企股權激勵大不同

　　一家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或是民營企業，都是市場經濟參與者，都要依靠資金投入推動企業運轉，通過技術研發提升市場競爭力，通過人員支撐來進行業務開展。

　　國企和民營企業都想以股權為紐帶，通過對核心團隊、優秀員工進行股權激勵，激發內部斗志;引進外部發展要素，釋放活力。

　　因此，從激勵目的和出發點來看，國企與民企的考慮是一致的。然而，如果將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等同視之，不考慮特殊性而推行同樣的股權激勵機制，將會非常不合適。

　　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推行股權激勵過程中的主要不同之處在于：

　　一、實施順序不同

　　國有企業股權激勵通常是以混改形態進行，而國企混改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國企的活力，引進戰略投資者，使股東結構多元化，完善公司治理體系，同時提高內部員工的積極性。

　　所以國企股權激勵推行過程中，內部員工激勵、外部戰略投資人等主體是同時并舉的，而民營企業股權激勵通常以內部激勵為開端，推行一段時間內部激勵后，再考慮外部上下游合作者、戰略投資方等等。

　　出現這種差異，主要原因在于國企與民企制度建設、管理基礎的不同。國有企業經過多年發展，管理制度相對完善，治理體系較為健全，相對缺乏的是激勵機制，內部員工、外部合作方、投資方的進入，能夠較好地與原股東和團隊融入;

　　反觀國內民營企業，大多都是野蠻成長起來的，內部基礎不夠扎實，只能先通過內部激勵逐步完善管理機制和治理體系的軟件建設，進而引入外部投資人，避免一開始就內外部同時進行造成股東方利益糾葛，對企業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二、實施緊迫性不同

　　國有企業混改及員工持股在這兩年盛行于大江南北，而之前幾乎聽不到多少聲音。推行股權激勵的民營企業數量在這幾年中呈現增加的趨勢。

　　國企混改及員工持股顯得疾風驟雨一般，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政策推動使然。伴隨中央政策的下達，國家國資委及地方國資委紛紛要求在一定時限內完成一定數量的國企混改及員工持股案例。

　　于是一場國企改革的大潮在全國各地涌動，各地為了完成政治任務，在短時間內上報多家混改單位。

　　民營企業通常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覺得股權激勵是一件重要但不緊急的事情：當企業發展順利時，老板感受不到股權激勵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當企業面臨經營困難時，老板又去專注如何解決困難——資金不足時，老板的精力就會集中解決資金問題;業務量不足時，老板的精力又會集中去拓展業務、拉動銷量。

　　三、時點選擇不同

　　通過公開數據，我們可以看到，國有企業經過多年的發展，總體經營情況遠好于其他性質的企業，可以說是到了比較良好的時刻。

　　同時，國有企業的內部管理也在不斷完善，包括人事管理、財務管理、供應鏈管理等都得到的多次的升級，在這個時點推行國企混改及員工持股，內部管理層、核心員工及外部合作者、戰略投資人對企業股權的興趣和期望都處于高點，股權激勵改革的成功概率較高。

　　民營企業在發展良好的時候，不太重視股權的力量。民營企業往往等到自身發展受到市場競爭的沖擊、人員流失率增大這些不利情況紛紛出現時，才會想到推行股權激勵。此時推行股權激勵，企業難以處于主導地位，企業想激勵的人員也未必期待獲得企業股權。

　　因此，股權激勵的推行，應做到因勢利導，在企業形勢好的時候，就未雨綢繆，設計股權激勵制度，吸引內外部激勵人員加入，等到形勢不好、壓力較大時，就能夠憑借更為強大的股東、合伙人團隊，應對挑戰、抗風險能力會大大增強。

　　四、約束條件不同

　　國企混改與員工持股受到比較嚴格的法律法規的約束，主要的法律法規包括《企業國有資產交易監督管理辦法》、《關于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若干政策的意見》、《國企改革“雙百行動”方案》等

　　具體的要求包括單個激勵對象股權比例不能超過1%，國有股東股權比例在實施股權激勵后不低于34%;國有科技型企業可以實行分紅型激勵;

　　股權激勵的價格要以具備資質的資產評估公司的評估價為依據等等。而除上市公司外，其他民營企業股權激勵除了要符合公司法要求外，基本沒有嚴格的價格、數量等方面的要求。

　　五、審批要求不同

　　國有企業股權激勵方案有著嚴格的審批程序：除了要經過本企業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職工代表大會表決通過外，還需要上級公司董事會、黨委會甚至國資委的審批。民營企業股權激勵方案得到企業老板個人或者企業股東會、董事會批準后，即通過。

　　由此可見，民營企業股權激勵方案的審批更為高效，國有企業股權激勵方案審批更為嚴格。此外，在激勵方式上，除了少數的科技型國企可以推行分紅權激勵外，一般均為限制性股票的激勵;民營企業可以廣泛運用各種形式的股權激勵。

　　總結

　　國企和民企做股權激勵的出發點一致，但各類條件以及運用的計劃大相徑庭，不能混為一談。我們做股權激勵時也是如此，對待不同的企業要進行區別，對癥下藥，才能發揮股權激勵真正的作用。